通常人们习惯于用经济发展、文明程度、民主状况和生活水平作标准来评判某个国家或地区，岂不知文化特别是文艺作品对于展示地域风貌、塑造社会形象，有时并不比经济的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来得逊色。一部《雾都孤儿》让伦敦与雾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巴黎圣母院》成就了一座教堂，一部《水浒》令水泊梁山闻名天下，一部《铁道游击队》使枣庄煤矿声名远扬……文艺作品对社会形象的影响可见一斑。
　　最近，那位曾因饰演电影《小花》封过影后、因出演《大班》引起华人一片责备之声的著名演员陈冲，在经历过好莱坞近二十年的打拼之后，深有感触地发现：“在好莱坞，包括李连杰和成龙，片商只会看到你的东方特征———男的要会打，女的要有东方魅力。”“会打”指的武功，而“东方魅力”无非是些“打女”、妖女、妓女、小妾之类。陈冲的感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除了洋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无知和浅薄之外，还有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形象的扭曲的把握。这其中，排除政治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因素，文化传播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塑造”也难辞其咎。
　　走向世界的愿望是美好的，也是社会进步必需的。但一味地投其所好、按照别人设定的路数去生产适应洋人口味的文艺产品的做法，确乎影响着自身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对外形象。在我们对外文化交往中，古代文化的介绍多于当代文化，当代文化的介绍中描写荒蛮、武侠、情爱和宫廷政治斗争的东西多于正面描写当下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作品之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着。许多外国人通过文艺作品了解到的中国多是些荒蛮古拙的原始生态、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和以打打杀杀为主的中国功夫，尽管我们不否定这些作品的文化价值，但它们的一窝蜂传播的结果，无疑在不自觉中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另类的中国社会的文化形象，也在某种意义上印证甚至助长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偏见。对此，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与警醒。
　　长期以来，我们在毫不犹豫地认可文艺是社会生活反映的时候，往往不去认真注意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文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不察觉中塑造着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形象。尽管这种“社会形象”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完成，但这种由文艺塑造出来的“形象”一旦定型，就会在人们心目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对于某一特定地域评判的挥之不去的固定印象。在我们通过文艺作品读出有关法国人的浪漫、英国人的高傲和美国人的强悍之时，好莱坞的导演们却从中国作品中仅仅读到了有关中国的功夫、带神秘色彩的蒙昧和集贩毒、盗窃、色情、暴力于一体的黑社会之类的东西，以致在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科学殿堂，中国人依然保持着留长辫穿马褂的形象，这恐怕是中国人所始料不及的。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香港。过去若干年，香港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反复被凶杀、暴力、色情和黑社会渲染着，给人的印象那里就是冒险家和邪恶势力猖獗的乐园，香港也成了世人心中的文化沙漠。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更多的全面了解香港的机会，看到了香港大量的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方面，然而在思想意识深处有关香港的不良印象却一时难以根除。对此，不少香港艺人都有过深切反思。
　　关注中国社会的文化形象，意在提醒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增强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绝无意否定艺术家在题材、体裁和主题方面的选择自由。在尊重艺术规律和创作个性的同时，对于那些一味地戏说经典、歪批圣贤，一味搞下半身写作、宣扬滥情，一味渲染暴力、追求感官刺激，一味搜奇猎异、迎合不健康文化需求的恶俗化创作倾向，必须坚决抵制。这种不顾职业操守、不讲社会效果的做法，既是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亵渎，也是对当下文化受众的恶意伤害。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要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塑造并维护中国社会的良好文化形象，为改革和建设营造一个和谐文明的文化氛围，向全世界展示一个伟大民族在新世纪焕发新生机的精神风貌。在这项意义深远的事业中，每个艺术从业者都承担着一份义不容辞的社会道义。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15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