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上世纪70年代学农技专业、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那时候国家对农业非常重视，县、区、公社、大队四级农科网也很完善，杂交水稻也刚刚问世，1976年刚毕业的我，被安排到坝上大队农科队当农业技术员。由于1978年我负责的杂交水稻秋季制种取得了亩产100斤的成绩，当时这个成绩在全县还是没有先例的，并获得了1978年召开的洞口县第一次科学大会的三等奖。为此，于1980年4月12日就把我从大队农科队调去了杨林公社农科站，于是才有了同肖重光将军相处的机会。
当时肖重光在杨林公社农科站当耕牛饲养员，他是1973年被特赦后，从改造他16年的江苏洪泽湖农场遣返回杨林本乡的，安置在杨林公社农科站。我到农科站时，他已来了7年，那时我虽已20出头，但对有些事还是领悟得不透彻，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怪怪的老头，不但表情冷漠，而且做事又很死板和固执，平时如果你尊称他一声“肖师长”，他就会立马“立正”，并给你行个军礼；如果他要向你说个什么事情，他同样就会立正、行礼，并说：“报告！”……每天24小时除了在外放牛的几个小时，其余时间总是把自己闷在住房里，不和任何人沟通、交往，他的住房就在牛栏里的一个角落里，用土坯砖围了大约10个平方米，只在后墙上开了一个小窗户，很黑。房里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后，就没剩多少空间了，不过这样离牛近，管牛时也方便些。我刚到农科站的前一个多月里，我曾多次试图接近他，但他总是用他那一脸的冷漠和孤傲待我。
他老家破刀村还有一个原配妻子，叫刘凤英，是他从军前父母请媒人为他介绍的，他原本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从军后就在报纸上登公告离婚了；40多年过去，与她从来没有过通信和来往。她也按照旧时的风俗没有再嫁，抱养了一个儿子，生得很不伶俐聪明，名叫肖康宝，到30多岁时才娶了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的哑巴媳妇，姓李名玉梅，并于1979年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取名肖尊石。他虽然来杨林公社农科站已经7年了，但从不回仅距两公里之遥的破刀村老家去，开始只有康宝常到农科站来，来的主要目的不是来看望父亲，而是想讨要点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尤其是象康宝这样能力差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但康宝每次来，他都不理睬他，更不用说给点什么了，慢慢地康宝也很少来了。直到1979年孙子出生后，那哑巴媳妇常抱着孙子到他这里来，孙子嘎嘎学语的样子还算可爱，他也只有在逗孙子的时候，才会偶尔露出一点带有苦涩的笑意。在媳妇带孙子回家时，他每次总会给个五角钱和斤把粮票，但后来媳妇带孙子来得勤了，他也很烦，抱怨说：“经常来，经常来，我哪有这么多啊！”确实，他毕竟每月铁定才27斤粮食指标和20多元生活费啊！为了省出给孙子的粮和钱，他偶尔在公家食堂不买饭，趁食堂炊事员（兼牲猪饲养员）不注意时，就从摆放在屋檐下、用来载猪食的破箩筐里，偷偷拿点拌有青饲料的熟红薯吃；当时的炊事员是个仅18岁的小男孩，不懂他，制止他，有时还追他，他就只好做得更隐秘了；他平时喜欢捡废纸，一看到地上有废纸，就会捡起来堆在桌子上，用于上厕所或其它，他“偷”到的熟红薯当时没吃完的，就用废纸一砣一砣地包起来，放在桌子上，以备饥用；如果放得久了，没及时吃完，就会长出有寸把长的霉毛，真不知道他该怎么吃啊！
大约是我来农科站两个月后的一个傍晚，也就是1980年6月份的某天，当时我和同事正在我们宿舍和牛栏之间的空坪歇凉，突然听到了从他屋里传出了“大刀歌”的旋律，低沉而又雄浑的声音引起了我的好奇，就轻轻进了他没关门的住房，只见他嘴里重复地哼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的歌词，同时，脚、手拍打着有力的节奏，此时此刻的他，那激昂的神态，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我只有在电影里面才能看到的：一个将军正统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场面，我在他身旁站了好久，而他却如痴如梦，无视我的存在，唱了一遍又一遍，足有半小时才停下；停了后又一言不发，呆呆的坐着，我叫他“肖师长”，他也不理我，过了一大阵后，只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脸上挂满了泪水，才对我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来干什么？”我说：“你的歌唱得太动情了，感染了我，我来看看你。”“你也会？”我说：“我会，不但会唱，还会录曲子。”“是吗？”我告诉他，我曾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当过几年的编写员，跟会唱歌的人混久了，对于这些四分音符的曲子会一点，于是，我就在现场把《大刀歌》的曲谱边哼边给录出来了，他看了后，还算认可，并冷冷地对我说：“以后不要称我肖师长”。我说“为什么？”“我是败军之将，早已不是什么师长了。”“那我称你什么？”“叫肖老。”“好。”从此我就改称他为“肖老”了，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不再排斥我了，有机会时，也能时常和他聊聊天，在同他相处的一年多时间中，他同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经历和故事：
抗战期间，按照民国政府的战略部署，他驻兵贵州马场坪，是扼守日冠从缅甸方向侵入中国的一条防线，捍卫陪都重庆安全。1945年春，日冠为了抡占和推毁我芷江机场，实现最后攻取重庆、征服中国政府之战略目的，派重兵经邵阳向湘西进发，他奉命率部队从贵州马场坪奔赴绥宁，参加雪峰山会战，归时任国军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指挥，为该军右翼防线。他将师部前线指挥所设于武阳起风坳，所辖第578团在起风坳至武阳南毛店子一线布防拒敌；令第579团于瓦屋塘、草寨一线布防拒敌；将第577团作为预备队，控制曾溪、印坪等地区，与578团、579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森严壁垒。4月，日军来犯，他指挥了以炮击为主的起风坳守卫战，首战告捷；紧接着，指挥了以火攻为特征的龙头茶山攻击战、闪电式的唐家坊追击战，日军溃败。他挥师东北向，穷追猛打至洞口县境内，亲率主力迂回堵截逃窜之敌在又兰凤凰界的半江狭谷，飞机炸、炮兵打、步兵猛扑，敌溃不成军，时称“半江大捷”。之后兵发三路：以山炮为主，进入要隘洞口镇，在文昌塔设观测所；一个营轻装出发，匍匐前进至十字铺、兰桂亭一带埋伏，重创逃敌；亲率主力进军茶铺、马鞍，追敌至黄桥铺宿营。当时的团长、营长都知道黄桥铺是师长故乡，士兵不敢扰民，露宿街头、民房檐下。深更半夜，人们听闻他是本土的肖重光将军，率部队打日本已到黄桥铺，奔走相告，无不欢欣，其中一农民报告，有几百个日本兵逃到了九峰岭，自愿带路前往九峰岭歼敌，他和全师将士深受感动，当即命令578团第三营火速出击，次日凌晨展开战斗，日寇穷途末路，与578团战士作困兽般死斗，伤亡惨重，剩有少数残敌仓惶向隆回方向逃命，后在邵阳境内歼灭。
国共内战期间，他的193师归国民党73军军长韩浚指挥，1947年2月4日起驻守在莱芜城外的和庄，2月19日星夜撤进莱芜城，2月20日22点解放军发起对莱芜城的总攻，国共军队激战三昼夜，于1947年2月23日以歼灭国民党军七个师共56000人结束，他的577团、578团缴械投降，579团不打不走，坐在地上听其自然，等待被俘，他本人也在被俘之中。
他还叙述了他被俘时的细节：那是2月23日战斗结束后，当时他受伤了，躺在地上，万念俱灰，又动弹不得，警卫员也躺在地上。解放军来打扫战场时，警卫员对解放军战士说：“他是我们师长。”解放军战士一听说是个师长，由于担架太少，就打开背包把他放在被子上，四个战士每人扯着一个被角把他抬走，回去请功去了。
他还感慨过：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培养了那么一大批将才，有几百万军队和不少美式装备，但最终还是被共产党打败了，真乃天意也！经过多年的琢磨、反思，我觉得国民党不是输在战术上，而是输在战略上；不是输在军事上，而是输在民心上！打仗时有那么多的老百姓给解放军送物资、送给养，但是没人给国军送物资和给养；同样是193师，同样是我肖重光指挥，打日本时有人给我报信、带路，国共打仗时就没人理我了，这不是民心所向吗？
我在问及共产党十大开国元帅他最佩服谁的时候，他说，他最佩服刘伯承和陈毅两个人，说刘伯承战略战术厉害，陈毅有一副铁嘴巴子，口才特好。我又问:“林彪打仗那么厉害，他率领的四野战军曾从东北打到西南，大半个多中国被他打遍了，你怎么不佩服？”他不说话，只是摇头。
他还讲述过他从严治军的一些事情：那时他驻守贵州马场坪，也是他刚从副师长提升师长不久的时候，他一个表弟，叫李德云，舅舅的儿子，借他回老家拜会舅舅的机会，随他到了部队，要求给他个连长当，他严厉拒绝，说“如果我要把100多号人交给你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无论对党国、还是对生命都不负责任的罪人了！”后来就把这个表弟放在他身边，只当了勤务兵，因经常打牌赌搏、不务正业，不到两个月就把他遣送回家了。他还说，这件事于私情而言是有愧于他的舅舅的。
由于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杨林公社农科站的队伍班子也随之解散了，我离开杨林公社农科站的时间是1981年10月，我从1980年4月进站到离开，刚好一年半的时间，就是这一年半的机会同肖重光将军相处在一起。
1981年底肖重光也回到了破刀老家，因同原配刘氏不和，无法生活，不久后就去江口镇定居的一个侄儿家生活，1985年2月去世，葬在江口；去世5个月后的1985年7月迁回破刀老家安葬；原配妻子刘氏于1984年去世；哑巴儿媳妇李玉梅1986离家出走，至今音讯杳然；儿子肖康宝2014年去世；至今，孙子肖尊石娶了一个残疾的妻子，生有一女。
史上似一日，世上已百年。时至今日，肖重光将军早已做古，魂归故里，没有葬礼、更没有鲜花，默默的安葬在老家的山岗坟地上，随着时光流逝，还能有多少人记得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令日寇胆颤心惊的骁勇将军呢？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让我们共同缅怀一代雄将吧！（李开树2015年8月20日随笔于杨林）
